星期三, 12月 26, 2007

台灣我見

台灣我見(一) 2007年12月19日

台灣政治人物無時無刻都在爭先恐後,比拼誰更愛台灣。台灣是片土地,還是二千三百萬人民?愛台灣當然是愛這二千三百萬人民。愛人民,先就要讓他們有好日子過;二千三百萬人民要過好日子,當然要拼經濟。可是在政治人物來說,拼經濟卻從來都只是個口號,他們的實際行動卻是政治爭鬥。真的愛台灣,便馬上停止爭鬥,認認真真拼經濟,笨蛋!

扁執政八年對民生沒幫助,但讓台灣族群意識更成熟並爭取國際同情。右圖為日前紐約曼哈頓入聯遊行。

阿扁是搞政治運動的高手。做總統,他除了整天叫囂:「你愛台灣嗎?」煽動政治意識形態爭鬥,便什麼都不管了。加以民進黨支持者的行動往往較為激烈,故此人們很容易便將台灣的傷亂都算到綠營的頭上去。可是藍營也好不到哪裡去,他們也在拚命爭鬥,也拿不出什麼積極的主意來拼經濟。看來台灣弄得滿目瘡痍,那不是誰在搞事的問題,爭鬥是台灣民主體制走向成熟的必經之路。

扁式胡鬧考驗民主
阿扁政府雖然夠爛,無心插柳他也作了重要的貢獻。八年來他以口號治國,無視民生經濟發展,令台灣經濟變成為第三世界國家般的爛攤子。經過阿扁的鬥爭洗禮,今後不管誰來當政,不著著實實拼經濟,又怎還可以奢望憑口號贏得人民的支持?
阿扁式的叫囂反正都是不用兌現的口號,他也就把最漂亮的話說到盡頭,以致徹底毀滅一切政治承諾和操守。今後人民又還會相信只作承諾而無具體行動的政府嗎?胡鬧八年,阿扁確又令台灣的民主體制迅速成熟起來了。
八年來阿扁政府只是搞作,不事生產;「去中國化」、「正名」等意識形態的族群運動一個接著一個。這些運動雖然對民生經濟無益,卻強化了台灣人民的群體意識,這對剛走出專制、當家作主起來在民主體制中摸索的台灣人民,是異常重要的。他為加入聯合國發起公投,給國際揶揄為無謂搞作,更激怒了美國這個大靠山。這個舉措卻有助於強化台灣人民的族群意識,更讓國際注意到台灣被中共打壓的孤立窘境,激發同情,故此不失為一個好運動。
當然,我不是說阿扁亂搞八年是德政。我要說的是,阿扁的胡鬧固然嚴峻地考驗了台灣民主體制的健全性,也同時令這個體制得以迅速成熟、令台灣人對這個體制更有信心--胡鬧而無所不用其極的阿扁尚且搞不垮這個體制,那麼這個體制是沒有人可以搞得垮的了。

族群意識認同增強
沒有錯,阿扁政治意識形態運動搞個不停,社會是紛亂了,卻深化了群體意識。他不事生產,不講操守信用;胡亂搞作,考驗了台灣民主體制的健全性,因而也鞏固了民眾對民主體制的信心。這個體制足以令台灣人民驕傲,而族群意識體現的是人民的力量,兩者給台灣人民這個新身分帶來了實質內涵。在阿扁的胡亂搞作中,台灣人民終於找到了自己新的身分。
阿扁八年劣政,弄得經濟低迷不景,社會一潭死水。阿扁更欠前瞻,叫人民只顧盯著肚臍、困在內部糾紛中。八年來,日子實在是過得夠慘的。Thank God!阿扁的劣政快要結束了。
好彩,在八年艱辛的歲月中,台灣人民對民主體制有了信心,對族群意識有了認同,這個新的身分讓台灣人民有了自信,故此是時候面向世界拼經濟了。有了自信,台灣人民便可以充滿希望地團結起來凝聚力量。這應該是台灣人民大時代來臨的時刻了。
表面上,藍綠爭鬥是政治理念的衝突,事實上那卻是身分和生存同時面對威脅引發的條件反射。從專制走向民主的台灣人民,衝破極權專政統治,自己當家作主,那固然是自由多了。可是習慣了專政統治,形成依賴;一旦自由了起來,便頓然失落,少了安全感。
以前,不管台灣人民是否願意,反攻大陸是國策。當時台灣人的身分是中國人,而台灣只是跟大陸暫時分隔。當家作主、政權自主,台灣人民非但有自由亦有必要重新建立自己的身分。諷刺的是,從極權中得到了解放,這反而給台灣人帶來了身分和生存的危機。

深藍深綠如驚弓鳥
以前中共打壓台灣,那是共產黨和國民黨兩個專政集團的爭執,政治隔離下的台灣人民對此沒有切身的感受。不過,有了民主,中共的打壓變本加厲,策動國際孤立;面對中共的步步進逼,不知所措的台灣人民感受到的是強烈的壓迫感和屈辱。
台灣人民在民主體制下當家作主,卻欠缺獨立國家的身分,由是在心理上形成了妾身未明的危機感。另一方面,在極權走向民主的陣痛中,專政統治下的表面穩定沒有了,呈現了社會不安;而中共的打壓恫嚇卻又變本加厲。與此同時,國際冷漠對待台灣,令孤立更形嚴峻。
在這樣的大氣候下,台灣人民頓覺生存空間縮窄了,出現生存危機。這個危機感要有所宣洩,這便是藍綠舊新兩幫爭鬥的底因了。有了民主體制帶來的自信、對新身分的認同,這該是台灣人民沉著應變克服心理危機的時候,好開拓國際貿易、擴大生存空間。
恐懼令人走向極端。深綠人士罔顧中共武力威脅,要爭取獨立(台灣不已有了獨立之實嗎?欠的只是名分而已)。深藍人士則不顧族群尊嚴,有了民主、自由仍自我作賤要跟專制的中共統一,他們都是些活在恐慌中的驚弓之鳥。

亂了八年豈能再亂
可是,有了民主自信、身分認同,嘗盡八年來阿扁走向極端統治之苦的台灣人民,對藍綠的極端走向都厭倦了。他們要走的,是寬敞安穩的中間路線;他們要的是經濟繁榮、生活安定。所以,我相信○八年總統選舉,以挑撥族群情緒、激化生存危機為撒手鐧的候選人一定不會得逞。反之,走中間路線,要以具體行動拼經濟,搞好民生的候選人將穩握勝券。經過八年的阿扁之亂,台灣人民怎可能不吸取教訓,任由下一任政府胡鬧下去?
我們亦可以這樣看:綠營要是以執政黨為自滿,不反省八年劣政的教訓,以為只消叫嚷愛台灣,民眾便會讓他們執政下去,那麼深綠人士在綠營的比率非但不會減少反而增加。
那邊廂,國民黨喪失政權,痛定思痛,有了反省的機會;他們體認到族群意識高張,深藍的比率無疑是萎縮了許多,從而讓藍營有更大的機會勝出。
不管藍綠,走向極端的深色地帶是縮窄了,中間地帶相應寬大了起來,讓追求繁榮、安定的人民有更大的喘氣空間,搞活經濟,改善生活。故此這將是一次拼經濟、搞民生的總統選舉,沉著、自信地拼經濟、改善民生走中間路線的候選人,肯定有更大的機會勝出。
(本系列文每周三刊出)

作者為香港壹傳媒主席

台灣我見(二) 2007年12月26日

趙少康夫婦和詹宏志夫婦等跟我熟稔的朋友都知道,我是個台灣大好友。從第一天到台灣辦《壹週刊》到現在,我還在買台灣股票和地產。







台灣民主成熟、法制完善,股票及地產投資後市看好。圖為全國最貴地王新光摩天大樓外觀。資料照片
圖片: 1 / 1


我主要是投資銀行股票。以前帳面上賺了不少,這兩年來可乏善可陳。不過每年有6%派息,算是不俗的回報了。在地產上,我主要是投資工貿地,這幾年升了不少,我是愈升愈買的。


投資大陸會炒昏頭
七年多來這些投資無疑替我賺了錢,不過要是將錢在香港或大陸投資,我會賺得更多。我倒沒有後悔,投資怎可以幾年時間論英雄?
我對台灣長線有信心。台灣有民主,有好的社會機制和制度,予我長期安居樂業的信心。是的,到大陸投資,我會賺多好多。不過中國經濟要是崩盤,引發社會動盪,股票和地產一定會跌到叫阿嬤,到其時我亦必定會輸到脫褲。
或者你會問,你雖然看死大陸股票、地產遲早崩盤,早幾年買,到現在也賺到盆滿缽滿了,趁高出貨,不也可以多賺了嗎?
話雖是這樣說,但這只是局外人的看法。若然我的投資是在大陸,我會炒到頭腦昏亂,哪還會知道什麼時候才叫賺夠了?到時我的心頭會比天還要高,我的盆、我的缽會比天比地都要大,大到永遠載不滿。結果是崩盤才清醒離場,只是為時已晚,不是想走便走得掉的。
無論是從事投資還是投機(大陸的股票、地產市場皆呈狂熱,投資也變成了投機),最大的敵人是人性的弱點。市道瘋狂,因為入市的人都瘋了。賺得瘋狂的人,怎知道什麼叫適可而止?賺得多則只想賺更多。
況且,到瘋狂之際,賺了多少再不是個問題,著緊的是,誰賺得更多的互相比較。到了那個地步,一切都是一場ego trip。「市道狂升,這個時候離場,給別人趕過頭來,那我怎麼辦?何不等到市況再高些,形勢和緩下來,快到頂了,那時才離場也不遲呀。」局中人都是會這樣想的。他們不會清醒到知道什麼時候應該適可而止。這是投機者的魔咒,要是置身在其中,我也會有同樣的想法。
我不眼紅別人在香港或大陸賺大錢(香港的股市地產都滲入了很大的大陸因素,一旦大陸崩潰,香港無可避免亦會被拖累),我反而看好台灣。我一直寄望台灣跟大陸三通,兩岸市場統一(市場統一對大家都有利,這個發展無可避免。但兩岸卻絕無可能政治統一,除非大陸有民主。不過,就算大陸有了民主,台灣早已深化了自己的民族意識,有自己的文化和社會特色,要統一也只能來個寬鬆的聯盟,而不可能是個兩位一體的政治統一)。


台灣可成金融市場
在市場統一的大氣候下,台灣的優勢彰彰明甚;大有條件成為大中華知識產權的製作和研究中心,高質素、高科技產品和醫療儀器的生產中心,文化、文藝、出版的教育培訓中心;電影的製作、發行和服務中心,甚至有條件發展成為一個主要的金融市場。
大陸經濟蓬勃,讓不少人心花怒放,甚至大腦麻痺、視覺模糊,想像力天馬行空,憧憬按照現時的經濟增長率直線發展,不出幾年,這個十三億人的市場便會多麼宏偉、多麼繁榮,彈指之間便會趕過歐洲、超越美國,成為中華超級帝國。他們樂觀得完全看不到中國的社會制度和機制的不足(institutional problems),正在形成一個隨時爆發的社會危機。
沒有錯,二十多年來,大陸經濟的發展的確一日千里,是個奇蹟。不幸這個奇蹟卻是空洞的,因為在發展經濟的同時,中共並沒有讓社會組織的機制和功能同時發展。結果整個社會只是由市場和政府這兩根支柱來撐托,內裡卻是空空如也。欠缺民間組織和社會機制,市場一旦崩盤,社會難免崩潰,政府亦會給拖累。沒有社會中介組織和制度,誰來支撐這個十三億人口的沉重負擔?


吸引海外人才資金
經濟開放這二十多年來,經濟確實在高速增長,但中國在法治、資訊、宗教和輿論自由,民間集會結社的自由、學術研究討論的自由等社會機制上了無寸進;自由度非但沒有大了,政府的控制反而愈來愈緊。市場無疑是愈來愈開放了,不過這只不過是胡錦濤說的,可以鬆的盡量鬆,要收緊的還是一貫的盡量緊。
社會制度和機制存在的缺陷足以令中國的社會和經濟致命。試想想,一旦市場崩盤,經濟萎縮,政府分身不暇、被拖累得束手無策,在道德倫理真空下,人人爭相搶奪縮細了的經濟大餅,那會是個多殘酷、多悲慘的局面?那又會給經濟帶來多大的損害?又會把發展耽誤多久?
要是同樣的事情發生在台灣,宗教、民間以至各行各業的團體組織都會伸出援手,互相扶持幫助。經濟大餅無疑是縮細了,這些組織團體卻會發揮《聖經》裡面五餅二魚的效用,幫人們安然度過難關。
台灣的民主、法治、資訊、宗教、學術和輿論自由、良好的醫療和教育制度、豐富的技術人才和知識產權,是整個大中華獨有的優勢(香港有一部分,沒有全部)。更重要的是,台灣的獨立政制隔絕了大陸政權的政治干預,將會是要避過政府監察的資金、要逃脫政府控制的大陸人才的安全港。九七前,每年有二千億港元這樣的資金湧到香港,三通後,湧向台灣的大陸資金又何止八倍十倍這個數目?這將會造就台灣發展成一個重要的金融市場(當然,要達至這個目的,台灣還要進一步開放金融市場)。
一旦成為大陸市場的一部分,台灣將吸引大量大陸、海外的華人人才和資金。跟大陸經濟融合,台灣的經濟才能活起來,才能吸引外國的投資,才能跟世界經濟融合。有了這個優勢,台灣將再創高峰,綻放另一個光芒四射的奇蹟。
(本系列文
每周三刊出)



作者為香港壹傳媒主席


黎智英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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